祁安志重重地点头，眼神里的顾虑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坚定：“明白了，我倾向第二条路线，分散撤退。
邮车就是个活靶子，开出去等于告诉日本人我们的位置，太冒险了。
我回去就安排弟兄们熟悉灵境胡同的路线，每个拐角，每个岔路口都要记清楚，确保撤退时不迷路。”
“我也是这个意思。”陈恭澍收起小本子，小心翼翼地揣回怀里，又抬头看了眼邮局门口的邮车，确认了周围的岗哨位置和日军的巡逻频率。
“但具体走哪条，还要看当时的战况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不能拘泥于计划。
记住，优先级分清楚，第一，确认王克敏死亡，这是核心任务。
第二，尽量多活下来，弟兄们的命都金贵，活着才能继续和日本人斗，才能为牺牲的同胞报仇。”
两人又在原地假装等客观察了一个小时，仔细记下宪兵巡逻路线，宪兵巡逻队每二十分钟左右就会从路口经过一次，每次四到六个人，频率很高。
确认所有细节都记牢后，两人才各自拉起黄包车，慢悠悠地离开，脚步从容，像是两个真正靠拉车谋生的车夫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
走出约莫半条街，寒风越来越烈，雪粒打在脸上生疼。
陈恭澍突然开口，声音被寒风打散了几分，却依旧清晰：“祁连长，你结婚了吗？”
祁安志愣了一下，握着车把的手猛地一紧，指节泛白。他低头看了眼脚下结着薄冰的路面，车轮碾过冰面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片刻后，他才缓缓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，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：“还没。原来在南京有个对象，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，叫苏晚晴，温柔得很，会弹钢琴，还会画国画。”
他的眼神飘向远方，像是穿透了层层寒风，看到了曾经的时光。
“我们本来约定好，今年娶她，她还说要在秦淮河畔给我画一幅画，画我穿着军装的样子。
可南京陷落那天，日军进城了，到处都是枪声，爆炸声，还有老百姓的哭喊声。
我当时正在前线作战，没能回去，等我后来想方设法打听她的消息时，才知道她和家人没能逃出来，炮弹落在他家院子里。。。。”
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眼底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，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悲伤与恨意。
“抱歉。”陈恭澍轻声说，语气里满是歉疚。
他知道，这样的悲剧，在沦陷的国土上每天都在上演，无数家庭破碎，无数同胞惨死，这就是他们必须战斗的理由。
“没事，都过去了。”祁安志摇了摇头，抬手抹了把脸，像是在擦掉脸上的雪粒，又像是在掩饰眼底的泪水。
他转而看向陈恭澍，迟疑了许久，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：“陈站长，您说咱们这么干，值得吗？
淞沪会战，咱们拼到弹尽粮绝，还是丢了上海。
南京保卫战，弟兄们浴血奋战，最后还是没能守住南京。
牺牲了这么多弟兄，这么多老百姓，有时候我都怕。。。怕咱们的努力，最后还是白费，怕这片土地，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。”
这也是此时大多数华夏人心中忐忑的想法。。。。。
陈恭澍没有立刻回答，他抬头望向街边一间被炸毁的绸缎庄。
曾经繁华的店铺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，朱红色的门板被炸毁，散落一地，门板上布满弹孔，断壁残垣间还留着燃烧过的黑色痕迹，空气中隐约能闻到一股焦糊味。
一个白发老妇人坐在废墟前，怀里抱着一件破旧的棉袄，棉袄上打满了补丁，边角已经磨损。
她眼神空洞地望着街面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像是对周遭的一切都麻木了，只有偶尔风吹动她花白的头发时，才能看出她还活着。
陈恭澍知道，她或许是在等自己的家人，或许是在怀念曾经的日子，可在这沦陷的北平城，这样的等待，大多是徒劳。
“有些事，比活着更重要。”陈恭澍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：“我们现在拼尽全力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好好活着，让咱们的孩子能不用在日军的铁蹄下苟延残喘，让咱们的国家，还有翻盘的机会。
就算我们牺牲了，也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，前赴后继，总有一天，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，能让这片土地重归安宁。”
祁安志沉默了，只是低着头，用力拉着黄包车。破旧的车轴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在空旷冷清的街道上格外刺耳，却又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像是在诉说着国人骨子里的倔强。
寒风依旧凛冽，雪粒依旧纷飞，但两人的脚步，却比之前更加坚定。
两人分别后，陈恭澍拉着黄包车绕了几条小巷，确认没有被日军跟踪后，才回到荣宝斋。
前厅的伙计看到他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
陈恭澍穿过前厅，走进后堂的密室，赵广元早已等候在那里，营救所需的东西也都准备妥当。
“站长，您回来了，没出什么意外吧。”赵广元快步走上前，低声汇报：“救护车和制服都准备好了，救护车停在后门外的巷子里，我已经让孙瘸子检查过了，发动机，刹车，车灯都没问题，车身也做了旧，和日军医院的救护车一模一样，不会被看出来。”
陈恭澍点了点头，北平站的办事效率还是可以的，现在刺杀王克敏更是戴笠亲自关注的事情，底下人办事那就更高效了。
跟着赵广元走到后门外的巷子里。
巷子狭窄幽深，光线昏暗，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巷子深处，车身刷着白色底漆，侧面用日文印着“华北驻屯军医院”的字样，红十字标志清晰可见，车身上带着些许磨损和划痕，看起来饱经风霜，和日军常用的救护车别无二致。
车旁站着两个人，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身材魁梧，穿着粗布衣裳，脸上带着风霜，眼神却格外沉稳。
另一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文质彬彬，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衫，手里正握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把弄，握枪的姿势标准，指尖稳定，看不出丝毫怯意。
回到密室，桌上平铺着三套日本军医制服，布料，纽扣，都和真品一致，甚至连制服上的褶皱都刻意模仿了日军军医的穿着习惯，看起来像是经常穿着的样子。
制服旁边放着三本军医证件，封皮是深棕色的，上面印着日军的徽章。
陈恭澍拿起证件翻开，照片上的人正是他的照片，印章清晰，编号也符合日军的规制。
“站长，您这本是我让人紧急动手，干掉一名日本军医，从他身上获得的，然后找人重新换了照片，足以以假乱真。
剩下的两本是仿制的，不是熟悉的人仔细检查，也看不出问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