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宽甸出来，是下午。太阳已经开始往山后斜，人影被拉得很长。我把背包重新系紧，沿着国道往丹东方向走。路两边的山势不再像北边那样高，逐渐变得缓和，坡脚处能看到成片的地，土地颜色深，像是刚下过雨之后翻过的土。
路上车不多，偶尔有一辆摩托呼的一声过去，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一阵，然后又归于静。
我一路走一路看。
山里风比城里凉，但不刺骨，是那种让人醒着、也不难受的温度。风从山那边过来，带着树皮和湿土的味道。我觉得这味道是安稳的。
走了大约四十多分钟，我在一处岔路口遇到一辆面包车。车不新，车身上落着许多灰。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半靠在驾驶座里抽烟，车窗开着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问一句：
“去丹东么？”
我点头。
他示意我上车：“顺路，不收钱。”
我犹豫了半秒，还是拉开了车门。车里有些潮味，座椅布套旧了，靠背上有磨损的地方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司机把烟摁灭，发动了车。
车走得不快。
司机不太说话，眼睛一直看着前方。车内的收音机放着地方台的广播，主持人的声音不紧不慢，像是在跟谁聊天。
开到半路，司机突然说：
“我以前也走过你这路。”
我看向他。
他没有看我，只是继续盯着前方。
“年轻那会儿，骑自行车，从黑龙江一路往南走。那时候觉得世界很大，能走不完。”
我说：“走一段，就知道路其实一直在。”
他听完，笑了下：“嗯，后来我就停在丹东，再没走。”
我们没有继续聊。
但话在车里像是浮着，没有散。
——
入了丹东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城市比宽甸明显热闹，路灯亮得整齐，车也多。高楼不算高，但密度大，道路笔直，有种开阔的秩序感。江就在城市边。
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店。店不新，但干净，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动作利落，说话简单。
“房间在三楼，靠后，安静，洗手间在里头，热水得等五分钟。”
我说好。
放下背包，我没有立刻休息，而是直接往江边走。
——
夜里的鸭绿江，比宽甸那段显得更宽，也更亮。
江面上映着城市的灯光，像是有人把碎银掷到水面上。对岸依旧是一片暗影，远处能看到几盏稀疏的灯，那边安静得像另一世界。
江堤上人不少，有散步的，有跑步的，还有坐在长凳上看水的人。
我靠近栏杆站着。
江风吹得衣服鼓起来，我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水流。
不远处有两个中年男人正在低声谈话。
“今年江水下得快，鱼不好打。”
“这几年都是这样。”
他们说得很淡，不抱怨，只是陈述。
我在人群中站了很久。
江水不停，人来人往，而我只是看着。
——
第二天，我去了刘家湾海边。
从市区坐中巴过去，车里人不多。窗子外的景色从城市逐渐转成开阔平坦的滩地，路边出现了成片的芦苇，芦苇穗在风里成片地摇，像一张大得铺不完的灰白色毯子。
到了海边，潮正退。
海水退得远，滩涂裸在外面，泥质暗，踩下去会陷，但在光线里，带着亮。有人在捡贝壳，有人提着桶挖蛤蜊，小船搁在湿地上，侧着身，像是还没醒的动物。
海并不蓝，而是沉沉的灰色。
风比江边更冷，带着一点咸。
我沿着滩涂边走，看着退潮的线慢慢往远处挪。远处有一群海鸟落在浅水处，叫声不大，分散又整齐。
我在一块凸出的礁石旁坐下。
坐了很久。
海的声音不是一阵一阵，而是持续的。像一口永远没被盖住的大锅，水在里面翻，永远不会完全安静。
一个穿橘色雨裤的男人走过来，手里提着一只装满的铁桶，桶里是新挖出的蛤蜊，壳上带着湿泥。他走得很稳，脚下的泥像是完全不影响他。
他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把桶放下，抽了口烟。
我问：“今天收得多吗？”
他头也不抬：“看潮，不看人。”
我说：“潮好，人也好。”
他嗯了一声，然后继续提起桶往前走。
我就看着他慢慢走远，身影一点一点沉进风里。
——
下午回到丹东市区，我没有急着继续往南走，而是去江边的老区逛了逛。
老区的楼不高，楼下有理发店、粮店、小饭馆，还有写着褪色的“照相馆”字样的老招牌。巷子窄，地面是旧水泥，边上停着一排旧自行车。
一个老太太在院门口晒白菜叶，动作缓慢但熟练。她抬头看到我，点了点头。我也点了点头。
什么都不用说。
这种地方，问得太多反而显得多余。
——
傍晚，我在江边吃饭。
一家小饭馆，人不多。我点了炒干豆腐、拍黄瓜、葱花拌蛤蜊。味道不复杂，但干净，咸度正，入口顺。
老板娘问我是不是外地来的。
我说：“路上走。”
她点头，说：“走路的，看什么都细。”
我笑了下，没有接话。
她也不再多问。
——
夜里回到旅店，我打开窗，江风直接灌进来。
我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，写下：
这里的水宽，风大，人话不多。
潮退潮涨，来的人走，走的人不回头。
南方还在更远的地方，我脚下的路一直往下延。
我知道，我还会继续走。
写完，我把本子合上，关灯。
屋里一下暗下来，只剩风声。
明天，我从丹东再往南。
路，没有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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